老吴说：“徐中驰，你也不差。”
核儿招呼我和阿朱说：“赶快吃，别搭理他们，这俩是病友。”
“八音”挺敬业，每上一个菜就要吹几句。他们果真是八个人，有吹喇叭的，有吹唢呐的，有敲锣的，有敲鼓的，有拉胡琴的，还有两个专门负责唱丧曲。其中那女的真是艺术家，四十来岁，宽背水桶腰，调门奇高，《青藏高原》《天路》之类的歌曲一首接一首，比电视上唱得来劲多了。
整个下午都是他们的演唱会，唱完了歌唱戏，唱完了戏再唱歌。中国人都是哲学家，葬礼是一场哀戚的狂欢，我们这个偏僻的是乡野，八宝山那种上万人告别的仪式也是。
三万块钱已经全部花光了，我甚至还欠着厨师明天的菜金。我问老吴怎么办，老吴说别急，等人。到了傍晚的时候，果然来了个人，老吴笑逐颜开地迎了上去。
核儿躲在后面说：“怎么这货也来了?”
那个人叫白舒，是核儿的授业恩师，也是我见过的最有艺术气质的人，即使他衣衫褴褛蹲在村口喝玉米碴子，旁人也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艺术家。他最近剃了个光头，可光得如此飘逸，如此俊秀，文胖的光头和他比起来就像是生了锈的秤砣。
白舒说：“老吴，我送钱来了。”
老吴感激涕零地说：“谢谢你，哥们。”
白舒说：“你活该吧，好端端的离什么婚?”
他转身看见了我，惊讶地说：“咦!你不是那个谁吗?怎么也在这儿?”
我说我给老吴当儿子呢，白舒说好，弄不好老吴一辈子也没儿子。他对老吴说：“本寺欢迎你。”
我说：“您又出家了?这都几次了?”
白舒于是显得很烦恼地说：“我一入山门吧，就思念红尘;一入红尘，又觉得腻烦想入山门。”
核儿在远处做手势，意思是速度闪开，此人会核爆，纵然不核爆，也会以朱耷、石涛等自况而恶心人。白舒显然对我仁慈了，扔了两万块钱就要走，我们拦着说晚上山路行车太危险，他说寺里有规定。
白舒走后，我与核儿自问：“美院有正常人不?”
核儿说：“我可能不算，但桃儿你勉强算一个。”
我很感动，但我真不是，核儿，好在我不会承认，我就是这样的硬汉子，不妥协，不还价，纵然到了飞天的那一刻，我也不承认。
到了晚上就寝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身心俱疲，文胖挨个儿鼓励我们说坚持到底就是胜利，还剩最后一天了。我们问文胖缘何如此坚强，他说是苦难的生活锤炼了他。我看他的腰围很难体现出苦难，文胖说你们这些雏儿懂个屁。
早上五点刚过，我又被文胖拉起来，说是和老吴一起陪同，“八仙”去打坟坑。我恼火极了让他去找阿朱或者核儿，文胖说不行，“八仙”挖坑是要收小费的，等坑挖好了，还得扔点儿钱进去暖坑，所以非管钱的去不可。
这都是谁定的破规矩?埋个死人都不让人省心。总之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坟地里睡着了还睡得挺香，那帮牲口挖完了坑就跑了，我醒来不认识路，在山上盘旋了一上午。
山头遍布坟包，而且植满了松柏，茅草长得齐人腰高，山风一吹，漫山草木哗哗作响，如泣如诉。青松如盖，大地为床，老太太能长眠此地也是一件幸事。正在抒情的时刻，听到“八仙”的扩音喇叭响，那个女高音在唱：“你快回来，我一人承受不来……"
接着老吴喊：“桃儿——!把钱拿来——!”
再接着女高音唱：“你快回来……”
我顺着声音跑进村，老吴说：“赶紧的，厨师要结账呢!”
我说：“你把我忘山上了吧?”
老吴闪烁其词，催促说赶紧的，赶紧的。三位麻友正埋头吃饭，见了我核儿就骂：“你躲到哪儿偷懒去了，真没出息!”我懒得理他，拿碗吃饭。
阿朱早上大概干了不少体力活，正打着赤膊，背上晒得通红徐真人还是规规矩矩地戴着孙子孝，白衣白帽，突然长叹一声：“唉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相识一场，终须一别。”
我和核儿跳起来用筷子抽他道：“你还挺怀念是吧?成天屁事儿不做在灵堂躺着，昨天怎么没把你一起烧了?”
徐真人不闪不避道：“怎么?你们连繁华落尽的伤感都没有吗?”
阿朱大笑起来，笑得整个胸腔都在震动，说：“你们这些人真有意思，可惜我开学就大四了，以后估计很少有时间再和你们聚在一起，想到这个，我确实挺伤感。”
“大四很忙吧?”核儿问。
阿朱点点头道：“考试、论文、实习、找工作，现在的大学生不值钱，出去就失业也说不定，说实在的，我觉得压力很大。”
我们仨拍着他的肩膀，十分幸灾乐祸，这种担心失业的烦恼就不会出现在我们身上，因为美术系的向来无法顺利就业，诸位前辈不是沿街卖画，便是躲在偏僻的角落中避世，这个浮华的时代已经不需要艺术了。
下午我们埋葬了老太太，众人散去，剩下几位村中的老妇打扫垃圾遍地的战场。孩子们追着车，一直将我们送出村口，我把背包里的画笔、颜料、速写本全扔给了他们。
离开时已经四五点，阳光依然炽烈，缺水的山林显现出焦干的状态，老吴疲惫地歪在后座，闭目着喃喃祈求：“来场好雨吧……”
我们没回学校，半途转去了“观我居”，然后大睡了一天。“观我居”还是数天前我们离开的模样，西面的山墙只刷了半边，颜色灼人老吴说：“你们走吧。”
核儿问：“我们不继续干活儿了?”